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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世界，人法往往被看成是自然法的进一步的具体化状态，所以，尽管人法受到自然法的约束[依附于自然法]，但是它同时也从自然法那里获得其支配人们行为的[道德]效力。

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再具有面对二维世界时一览无余的全息图景，不再能够得到研究对象的相同图像，而是只能观察到基于特定视角的特定景象。【摘要】将界权成本纳入法律经济学的视域，需要在法律经济学中添加零界权成本假设。

[4]同样道理，改造科斯定理和引入界权成本的方法，是在市场交易之外，明确将法律界权划分为一个不同的经济阶段，进而在经济过程中增添零界权成本假设。真实世界的情形是，法律和市场成为主权国家中两类常规的资源处置机制，而在国际关系中，自然状态仍然偶然出现。此时的效率结果只需考虑交易成本。考察科斯定理的理论偏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理论框架重写社会福利函数。[31]这一思想模型来自，Guido Calabresi， The Costs of Accidents: A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 [32]需要看到，交易成本或者界权成本并非必定与社会福利呈线性关系，也可能呈拟线性甚至非线性关系。

之所以交易成本较小情况下私人仍然可能诉诸法律，如前所述，是因为对社会而言较大的成本对私人来说可能不大，以至于法律界权的公共物品性质往往诱发搭便车行为。只有少数学者意识到，科斯和庇古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们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不同。多数学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社会学开始在中国传播和萌芽，其标志是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以及其他一批法社会学著作被译成中文。

[39]关于法之善的论述，可参见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他举出两个休谟法则的反例：张三是法官，所以，张三应该依法审案。高其才先生的《中国习惯法论》。[33]参见刘建宏：《经验方法与法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持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各种社会理论形态，往往外在于历史进程或研究对象，进行单纯的反映和描述活动。这两个命题的共同点是：作为前提的事实命题所描述的是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事实。

[9] 有别于传统法学研究方法，法的社会实证研究则是一种眼睛向下，关注社会事实的研究方法。出处:《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8期 进入专题： 社会实证 。而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最多只能算作一个社会调查报告，而不能算作学术论文，因为它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线索，没有假设，没有核心命题，没有定律化的分析，止步于经验事实的此岸而没有进入理论世界的彼岸，最多只能算作一种未完成的研究，是给别人的理论研究提供的半成品和原材料。因此，在否定价值法学主观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倡导在对经验事实的客观分析之后达到另一个层次的主观化：对普遍规律和因果律的理论提升。

[10]他认为，学术本土化是中国学术从热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霍克海默认为，持实证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社会学科研究者将社会看成是各种事实的综合，并且非批判性地接受世界，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判的那种由于不懂得人的实践本性，而只是停留于解释世界的传统哲学理论基调是一致的。程仲棠：《休谟问题的解读与休谟法则的证伪——兼答马永侠、武宏志先生》，《学术研究》2003年第12期。但是，30年中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表现之一就是对学术的定位和考量的意识形态性在一些官员和学者的观念中依然存在。

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的前提是必须要谈主义，完全不谈主义是无法做到的。[36]参见刘建宏：《经验方法与法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法学方法论中科学主义的盛行，其直接后果是法学中价值主义和人的主体性的贬损。迪尔凯姆就认为：社会学者研究事物时，应该摆脱个人成见的束缚，力求原原本本地认识事物，进行完全客观地分析……如果学者掺杂个人感情去研究事物，无论他是根据事物的效用还是根据其他推理，都难免要出偏差。

[3]实证主义法学包括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实证主义法学即法社会学。她是妓女，所以，她不是良家妇女。社会实证研究要求研究者价值中立，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完全不掺入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判断的社会实证研究根本不存在。朱景文先生的《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程仲棠教授就对休谟法则进行了证伪，证明可以从是中推出应当。法学研究恪守法律是政策的工具信条，喜欢追逐新的国家政策、党的政策和社会热点，从政策意义来诠释法律、设计法律和执行法律，并把是否被立法所采纳作为判断自身学术研究价值的最高标准，从而使法学成了国家宏观政策的解释学。

随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法社会研究处于沉寂状态。[28] 社会实证研究者坚持把法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于事实，回避价值问题，把事实与价值相对立，试图以实证研究包打天下，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主义情结在作祟。

[8] 也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30年是政治清明、政治宽容不断发展的30年，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出许多重要的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24]参见程仲棠：《从是不出应该吗? （上)——休谟法则的哲学根据质疑》，《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

当被调查者知道有人在研究他们时，他们可能会一反常态。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反对把基于经验之实验科学与基于思考之哲学或形而上学相对立，他说：盖经验与思考，不能独立成为学问之基础。

……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存在一个全称的价值语境（如法官应该依法审案、军人应该服从命令、法庭上禁止说谎等），正是这个价值语境使得我们常识中的事实命题常常是涉及价值的。现在随着法治建设的日益深入发展，重视本土研究和实证研究应当是坚持的方向，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有助于法学的发展，也将有助于中国法治的发展。[5]参见韩峰《法社会学在中国早期发展史略》，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79页。

存在着反映社会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命题或语义公理，这是从是推出应该之所以可能的逻辑根据。[17][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0页。

必于经验之结果，加以思考，始得谓完全之学问也。自休谟问题提出以来，它就一直成为实证主义法学反对自然法理论的有力武器。

承认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事实的特殊性，即社会事实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价值，这是从是推出应该之所以可能的哲学根据。[13] 在前一段时间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沸沸扬扬的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加强社会实证研究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方向。

本土性知识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获得，造成当前中国法学研究出现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实证研究不够。实证主义者持只有科学才能最终解决一切问题的科学万能论。朱苏力先生在其影响甚广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提出了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个问题。[15]同样，何家弘教授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问题也做出了多种些活树、少谈些森林的回应。

[27][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页。[12]范愉教授对此积极呼应，力倡社会实证研究方法，并对形而上的研究方法给予了批判。

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偏执观念创造了一种新的信仰模式即科学崇拜。[20]参见朱景文著：《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358页。

[17]具体说来，法的社会实证研究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